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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杨光先究竟是何许人也？

杨光先早年在家乡的生活，史料记载并不多。我曾多方查找，所获甚少。前不久去歙县在当地朋友帮助，于县城斗山街找到一杨家大院。大院已破败，当地人也不知此院主人为谁，只知原是一官宦人家的住宅。但查《歙县志》，上有杨光先为“府城斗山街人”的记载，而斗山街在明清时是当地富商达官聚住区，而该街只有一杨家大院，由此推断，此应为杨光先的祖居无疑。至于杨光先是否在这里居住过，以及他早年在歙县的生活状况则资料不详。如今，我们只能在杨光先自述中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述。据他自己说，他自幼格不好(原话为“生劣”，“气质暴，毫无雍容敬谨之风，纯是鲁莽灭裂之气。与人言事，无论兵刑礼乐，上尊卑，必声怒目，如斗似争”)，因此父亲告诫他，像你这格，如果官，必遭杀之祸。虽然父亲每天督促他读书，希望改变他的气质，但未能如愿。后来竟连科举考试也不让他参加，以绝其仕途。后来，他主动让世袭职位，由其弟光弼承袭。用他的话说则是：“守父教也。”不过，这只是他个人的说法。因为就在他放弃世袭职位后，并未守父教，老实待在家里，而是“孑京师”，似乎另有所图，并不甘心就此碌碌一生。

据史料记载，杨光先，字公，徽州府歙县人氏。他的先祖杨升原为钱塘人，洪武二十九年（1396年）中乡试，后任徽州府学，从此世代定居于徽州，“遂为歙人”。杨升有一个儿，名杨宁，字彦谧，明宣德五年（1430年）士，官至礼尚书，后调南京刑尚书。这是杨氏家族中官当得最大的一个，相当于正级。由于他的战功，孙世袭新安卫副千，传至杨光先已六代。

可是，皇帝对这些反对意见一概听不去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非常恼怒。带反对陈启新的工右侍郎刘宗周，他的奏疏被扣了去——“疏，不报”。大学士钱士升也受到切责，以至于“引咎回籍”。御史詹尔选看不去了，站来为钱士升抱不平，上怒诘之，“声俱厉”。尽詹尔选持己见，当场辩驳，但皇帝愈加愤怒，最后詹尔选被“命颈系直庐，都察院论罪”。

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夏，即陈启新上书一年多之后，杨光先来到了京城。他一到立即卷了这场纷争之中。那么，这事与他有关系吗？没有。他与陈启新素不相识，而且八竿打不到边儿，况且他还是一个布衣，所谓“不列于墙，名不挂于仕版”。虽曾世袭新安卫副千，但此时已让职于其弟。可以说无官无职，本用不着去这闲事。可是，杨光先偏不如此。他不仅要，而且还像打了血似的，以少有的激烈态度一冲到了纷争的最前列，好像这事与他有天大的关系。当然，他这样你可以说他是以天为己任，也可以说他是为了风。总之，他不顾一切，全力以赴。

于是，有人站来反对了。他们说，陈启新乃一武生，“一言契合，立置清华”，诚不可取。因为这样导向不正确，会使投机分纷纷效仿，“徒取一切可喜之术”，以至于“事事仰承独断而谄谀之风日”。

他们的担心似乎不无理。果然，没几个月，又一个武生李琎也来“投机”了。他上书说：“致治在足国，请搜括室助饷。”意思是说，治没钱不行，请把富家室中的钱都搜括来以助军饷。我的天啦，这不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吗？朝中一片大哗，都认为此议太过荒唐，认为“兵荒之故，归罪富家而籍没之，此秦始皇所不行于清，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。此议一倡，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，大自此始矣”。

这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，朝野一片哗然。其实，陈启新上疏并非偶然。他本是一个平常之人，哪来如此灵？后来才得知，原来是政府中有人揣测上意，认为皇帝革新图存，必广开官位，不拘一格选人才，因此暗中授意陈启新，而太监曹化淳得知幕，也从中协助，把陈的奏疏递给了皇上。他这样的目的是想拉拢利用陈启新，打击异己。于是，这幕好戏便上演了。

推知行取科”（即通过考察学问品行选用科官员），阻碍了人才的使用。因此，他提要废除八科举考试，扫清论资排辈的陋习，废除原先选用科官员的办法，把真正有办事能力的人提上来。他还建议，减轻赋税，纾民之困，给大将以专有权，以便他们便宜行事，这样要不了多久，民怨就会平息，叛便会停止。也许是这个意见比较新颖，皇帝便说好，这是个人才，于是提他了吏科给事中。

给事中属科言官，品秩并不，一般只有七品或从七品，可它的准门槛却很，非士不能获得。也就是说你不是士，那连资格也没有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官职地位尊崇，禁，常侍皇帝左右，备顾问应对，是能够和皇上说得上话的人。陈启新一个小小的武举，就因为胡说八了几句便获此殊荣，破格提，这让很多人愤愤不平，尤其是那些士的人（他们十载寒窗考上士，这难容易吗）。况且，陈启新在奏疏中还公然诋毁那些学历的人，把他们归于“科目取人”“资格用人”的“积横之习”之中。

杨光先京，时为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。他一京便参劾权贵，“舁棺自随”，一举成名。在他成名后，有人称他为“奇男”，把他比作黄山始信峰，称“先生之奇始信于后世”；当然，也有人说他是小人、骗，所作所为不过是沽名钓誉，借敢言直谏以博取名。至于杨光先的动机究竟是什么，一时很难定论。但他参劾温仁和陈启新，倒也顺应了当时的舆。因为无论温仁还是陈启新，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温大学士把持朝政，庸误国，而陈启新也本不是什么人才。他得到提后尸位素餐，什么事也不，整天乘着破车，驾着老，故作俭朴之状以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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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状虽没告成，但从此杨光先告了名气。

首先是上书弹劾陈启新，揭发他贱役，徇私纳贿，朝廷不予理睬。《杨公神碑》中称“帝悉不究”。但杨光先并不罢手，接着弹劾升级，把矛直指中极殿大学士温仁。

温仁何许人也？他是朝中首辅，权势极大。在陈启新一事上，他迎合皇上，压制反对派的意见，当然没起好作用。不过，温仁把持朝政多年，甚得皇上恩，尽“当国既久，劾者尤多”，而且这些弹劾他的人中不乏官宗藩，但没有一个能告倒他的。相反，那些告他的人倒一个个场很惨，不是遭贬、狱，就是放、廷杖。可是，杨光先本不这些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而且他还破釜沉舟，不留后路，上疏那天让人备好棺材抬到了门外，大有不告倒温仁绝不罢休的架势。这一，朝野震动，皇帝也不能不理睬了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载：“上怒，廷杖戍辽西。”就是说将他打了一顿板，放辽西。此事轰动一时。《始信录序》中说：“当其(指杨)舁棺之日，赠诗者盈棺，廷杖之日，观者万人，靡不为先生称佛名号，而先生之奇始信天。”可见影响之大!